庆历新政:宋朝历史上最关键的一次改革 虽然收获甚小 但却拉开了变法的序幕

庆历新政是指中国北宋宋仁宗在庆历年间进行的改革,庆历新政如昙花一现,对宋朝的积贫积弱局面没有任何改观,但是它代表了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利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需求,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改革的精神和内容影响了此后出现的王安石变法。

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变法的措施、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激烈党争,引起后来史学界的不断争论。其实在王安石变法的26年前,也就是公元1043年,一场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庆历新政,是一次指向更为明确、方法更为彻底的变法。如果庆历新政成功,那么,多年后,北宋就不会面对靖康之耻,而是痛扁辽国,把犯我者赶回北方老窝。

北宋自真宗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后,每年需向辽纳岁币10万两,绢20万匹;加上西夏时常骚扰,大宋不得不连年增加兵员,甚至强征农民;而辽国趁火打劫,将岁币增加至20万两、绢30万匹。多年的穷兵黩武与纳银献物,使得北宋国库空虚,人民积怨颇深,于是,接二连三的士兵与饥民起事,袭卷各州。如此的兵变与民变“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内忧外患,一场变革已经势在必行。

公元1043年,为了应对危局,宋仁宗做出人事调整,提拔在对西夏战争中表现卓越的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执宰班子焕然一新。仁宗励精图治,急吼吼地想要改变当时困窘的局面,不仅多次诏见范仲淹等人,还特别颁布手诏,点名要求这三人拿出可以实行的“当世急务”。九月,范仲淹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由此拉开一场由他主持的改革——庆

1、历新政的序幕。

北宋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吏治上的许多弊端已经凸显出来,范仲淹针对这些问题,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解决办法。譬如宋代官员的“磨勘制度”,文官以三年、武官以五年为期,将政绩送到中央考课院磨勘,如果没有大的过失,就可以例行升迁。换句话说,只要你不犯错,就算天天坐在办公桌边喝茶,过个三年五载也照样能升官。这样的制度能指望机构有多高的办事效率?范仲淹列出“明黜陟”,采取延长磨勘年限,择优破格升迁的办法。

宋代冗官繁多,还“有赖”于恩荫任子制度。当时,不管是皇帝生日,还是南郊大礼,甚至官员退休,按照这个恩荫制,都可以为子孙及门客谋求一官半职。即便是襁褓里的娃娃,说不定已经步入仕途。针对这种情况,范仲淹提出“抑侥幸”,出台了新荫补法,作出许多限制性规定,比如皇帝生日不再荫补;长子以外的官员子孙必须年满15岁才有荫补资格;荫补子弟必须通过礼部考试才能入仕为官。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官员数量疯涨的状况。

在地方长官的选任上,范仲淹也出台了对应的政策——“择官长”。要求官员的升迁必须严格依照政绩,年老、多病、贪污、不才等不合格官员一律罢免。范仲淹还派出各路转运按察使巡察各地,考核吏治。在选择转运按察使时,范仲淹极为严格,发现不合格的当即一笔圈掉,连一旁的富弼都看不下去了,提醒范仲淹:“你这一笔倒容易,被勾取的一家都要哭了!”范仲淹正色回答:“一家哭总比一个地方的百姓哭要好!”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吏治改革,《条陈十事》里还有一项科举学校制度的改革,即“精贡举”,通过多种举措,便科举与学校教育结合,选拔更多合格的统治人才。朝廷明令全国州县立学,一时之间,各地学校犹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中央兴建起太学,成为最高学府。全国教育进入到全新的发展期,被称为“庆历兴学”。

除“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外,还有“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共十条,官员精简,开支减少,百姓蒙恩惠,这是好政策呀!宋仁宗喜闻乐见,下令实施,通过政令、立法,雷

2、厉风行地将大部分政策落实。

这场围绕整顿吏治的革新运动铺天盖地地在全国实施后,遇到了一大难题: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许多出发点很好的政策,上行却无法下效,实行起来难度太大。比如“择官长”,本来监察官员是好主意,可基层干部像一张密密麻麻的关系网,把哪个拎出来都绝非易事。除此以外,新政的实施,还面临另一个更大的阻挠。

新政实行后,靠恩荫当官、“躺着”升迁等等便利,都不同程度增加了难度,无疑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乎新政很快遭遇到强大的阻力。反对派挥舞着“朋党”的大棒倾袭而来,凡是支持范仲俺改革的人,都被他们视为改革派,都要暗察细访,纠出毛病一一。

不能不说,反对派利用的“朋党”是一把利器。宋仁宗一听到“朋党”之声就心有担忧,他直接问范仲淹:“自古小人结为朋党,也有君子之党吗?”毫无私念的范仲淹回答:“朝廷有正有邪,倘若结党而做好事,对国家有何害处呢?”一身正气的范仲淹一心为国,忘记了当皇帝的最忌讳臣子们结党营私,哪管你是君子还是小人?

不久后,欧阳修向皇帝进献一篇《朋党论》。这篇文章洋洋洒洒,偏偏说君子有朋、朋党可用,句句直戳宋仁宗的小心脏,最后,还以一句“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结尾。从文学角度来看,《朋党论》堪称一篇好文章,观点新颖、明确,论据充分。可问题是,它戳到皇帝的痛点,还把改革派以外的人,自动划为“小人”,给改革竖立起更多的敌人。本来对范仲淹等人十分信任的宋仁宗,有点坐不住了,恰巧这时,压倒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及时”出现。

反对派中有个叫夏竦的人,表现最为“积极”。在调整执政班子时,宋仁宗最先任命的枢密使就是夏竦,但遭到包括欧阳修在内的台谏官的激烈论劾,指出他“邪倾险陂”,在对夏战争中“畏懦苟且”,台谏官甚至拉着宋仁宗的袍裾要求他改变任命。最终,宋仁宗将夏竦改判亳州。本来要风风光光到京城当军队一把手的,转眼就被赶到亳州成了小小的地方官,夏竦感觉受到奇耻大辱,决定打击报复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无奈,范仲淹威望高人品好,鸡蛋里挑不出骨头,想下套着实不容易,夏悚只好“另辟蹊径”。

夏竦没当成枢密使,令支持范仲淹的石介相当振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毫不留情地把夏竦的离开说成是“大奸之去”。夏竦就以石介这里为切入口。他截获石介写给富弼的信,指使下人模仿石介的笔迹,将信中“行伊、周之事”篡改为“行伊、霍之事”,把忠心辅佐的贤臣周公改成废立国君的权臣霍光。宋仁宗看到后,一脸不悦,有口难辩的范仲淹、富弼等人惶恐不安,只好请求外放,宋仁宗很快同意。刚刚进行一年的庆历新政因为范仲淹的离开,随即陷入僵局。

范仲淹等中心人物的离开,让新政陷入困境。宋仁宗对朋党心怀疑虑,进一步把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人才的引荐者——晏殊罢了相。随后,台谏官中的改革派也纷纷被踢出去。朝廷中,改革派的领袖与追随者都被排挤掉了,但反对派并不罢手。

有一次酒宴,与会者都是范仲淹引荐的一时才俊。酒过三巡,这些才子们多少有点飘飘然,有人吟出一句“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诗句。反对派打听到这事,立即指使御史这帮聚会之人,因为诗句诽谤周、孔,有大不敬之罪。宋仁宗心领神会借题发挥,下令将全部与会者逮捕,令开封府严加审讯。如此一来,改革派算是被“一网打尽”了。

接下来,宋仁宗终于喊出了心声——“至治之世,不为朋党”,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与富弼同时被免,出任知州。韩琦为富弼辩护,也被罢去枢密副使之职。随后,新政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偃旗息鼓全部废罢。庆历新政改革虽然推行仅仅一年零四个月,但效果显著,不仅各地叛乱逐一平息,解决了当时北宋统治上的燃眉之急,还使国家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可惜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革新没能持续下去,在宋仁宗和反对派的联手打压下,草草收场。

虽然这场虎头蛇尾的改革以失败告终,但范仲淹忧国忧民、锐意进取的精神让世人钦佩,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他成为一代名臣,名垂青史。范仲淹未至宰相官位,但去世后获得“文正”的谥号,这成为千百年来多少宰相梦寐以求地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