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立的前因后果

大概60多年前,古还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但是,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它实在是一个很让人操心的孩子。古的分离事实始于辛亥,之所以能渐成气候,是由于身后有一个乘人之危的苏俄。与中国几度离合,与中国的强弱有关,而它最终离中国而去,许多人都认为,是蒋中正的错。 1946年1月,当国民政府承认外立时,对于国人而言,这个流传着苍狼白鹿优美传说的广袤土地,彻底成了异域他国。凿凿条约已难更改,但心中的淤结依然难以梳理,所以,不断有人为的回归而努力,但最终的结果都只是苍凉悲想。 如今,那一片辽阔的土地不再属于中国,它的出走也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我们在这里追述的,只是其中的几个片段,希望能为人们提供关于这片神秘土地的一点遐思。不信佛教,衣服奇形怪状。中国一片繁荣景象,又信佛教,有用不完的财宝,绫罗稠缎,依靠他们,生活一定愉快。 17世纪中叶,准葛尔部的葛尔丹大汗率兵进攻,在武力抵抗不济的情况下,与清王朝有相同信仰(教)的上层王公面前摆着两条路:归附或归附中国。最终,他们选择了中国。对于,清廷格外用心经营。专设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办事大臣,并定期举行军事演习。好在,中间虽然小摩擦不断,但总体来说,直到辛亥前,古都还算比较安静。 1、沙俄策动外立 1911年是个转折点。武昌首义成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古也在其中。可是后来当宣布独立的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而开展各种活动的时候,古却脱离了这一进程,打算独立建国。准确地讲,的出轨,沙俄实在功不可没。不要放过中国发生这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来保证喀尔喀(即古)的独立发展,一方面策动上层贵族和僧侣,一方面向提供大量武器,15000只、750万发和15000把军刀很快就运到库伦,交给正准备行动的哲布尊丹巴。还在俄蒙边境集中了近15万俄军,扬言遇有必要,在旬日之内,即可调动数万兵力,集结库仑。12月初,清廷驻库仑办事大臣的衙门被包围,三天后,办事大臣被30名哥萨克兵请出了边境。大蒙古国成立了。 出力不少的沙俄也很快得到回报。次年11月3日,与签订了《俄蒙协约》及附属《专条》,其中诸如沙俄有权保护自治、有权援助编练军队、有权阻止中国在驻军和移民,类似这样的规定,自然不会得到中国认同。4天后,中华外交总长梁如浩照会沙俄政府:无论贵国与蒙古订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接下来又是几轮谈判,中国一退再退,等到1915年签订《中俄蒙协约》时,中国除了赢回一个空洞的宗主国称号外,在的权力几乎丧失殆尽。 2、的短暂回归 刚宣布独立时,许多人对此都表达了不满,其中,有两人被报界称为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他们是孙文和徐树铮。一战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一战后,一片混乱,外立势力失去了重心。政府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希望一举收复,具体执行者就是徐树铮将军。 徐树铮是皖系名将,文武双全,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他敬佩有加,称其上马杀贼,下马露布。但有研究者认为,徐树铮气度狭隘,不过单就一事而言,他还是真正爱国的。 1919年10月,徐树铮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这是一支劲旅,在路上,蒙古哨卡基本不敢抵抗,惟一敢于和中队交战的,是已经失去了旧政府的旧军队。但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没有目的。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认为他们在骑术方面惟一比中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持枪还击,而中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 中队进展迅速,苏维埃新政权内乱重重,猝不及防。11月,徐树铮部开进库伦。徐树铮毫不手软,软禁了蒙古哲布尊丹巴和其他王公。失去靠山的王公立即软了下来。1919年11月17日,重回中国怀抱! 徐树铮立了大功,他同时向段祺瑞总理和南方党孙文发电通报,孙文收到电报后,不顾内部许多人的反对,回电庆贺。 1919年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多事之秋,的回归,可算是当年最可庆祝的大事。但是徐树铮在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最终还是给问题留下了隐患。他处理问题缺少弹性,拒绝提出的若干条件,坚持要求无条件撤销自治,限令36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兵戎相见;而且,在册封哲布尊丹巴时,徐树铮令其起立受封,这种傲慢态度使蒙人深感受辱(按清制,驻库伦办事大臣地位与相同,彼此不必施礼)。 但是徐树铮在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最终还是给问题留下了隐患。他处理问题缺少弹性,拒绝提出的若干条件,坚持要求无条件撤销自治,限令36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兵戎相见;而且,在册封哲布尊丹巴时,徐树铮令其起立受封,这种傲慢态度使蒙人深感受辱(按清制,驻库伦办事大臣地位与相同,彼此不必施礼)。 所以,上层蒙人,无论王公还是,都是衔恨于北京,只是暂时压住火,等待机会再掀风波。徐树铮收复之后,中国政局仍在动荡之中,北部边疆兵力空虚。就在这个时候,温琴男爵和他的亚洲骑兵师出现在的历史舞台。 3、两个关键人物出场 1920年10月,哥萨克骑兵团长温琴率领800骑兵闯进古。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帮助下,温琴组建了一支由白俄军官、哥萨克、蒙古骑兵以及日本特务构成的拼盘队伍,号称亚洲骑兵师。温琴要做的,是依照上司指示,率领亚洲骑兵师对远东党实施包抄围歼。其间,这位温琴男爵被成吉思汗的故事迷倒,他脱掉西装,穿上蒙古黄丝长袍,迎娶蒙古公主,自称成吉思汗再世,做起了皇帝梦。 他发动了对库仑的进攻。当时,驻扎在古的军队为奉系的郭松龄部,其人数超过温琴的亚洲骑兵师5倍,可实在没想到,几经交手,郭松龄战败。1921年2月3日,温琴占领库仑。此时,张作霖在北京坐不住了,决定进兵。可实在让人糊涂的是:奉军走了一个月才到达满洲里车站,为什么走这么慢?根据某些资料记载,应该是张作霖、温琴、日本人在找利益共同点。 当1921年5月,张作霖真要提兵进入境内时,苏维埃出面阻拦了。在问题上,苏维埃继承了沙俄的衣钵。当它正在思考用什么方式进入时,温琴给它提供了机会。温琴打败郭松龄之后,宣布恢复古自治,自封军队的开国大巴图鲁司令。苏联红军恰好可以借收拾这个旧政府残余,向古发兵。这时,对古历史影响深远的人物——乔巴山——出场了。 乔巴山是牧民出身,是彻底的分子。1921年3月,乔巴山组建蒙古临时人民政府,与库伦上层王公和我温琴为敌。由于实力悬殊,乔巴山决定向苏联借兵。 5月,苏联红军开进古。很快,库伦政权倒台,被苏维埃扶植的蒙古政府取代。不久,蒙古军队永远赶走了中队。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却留在了古,直到1992年才全部撤出。不过,虽然再次宣布独立,但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它是主权国家。1927年,蒋中正北伐成功,苏联请求其承认外立,遭到拒绝,蒋中正责令放弃独立,回归中国。 很多年以后,曾对美国总统老布什说过,雅尔塔协议把古从中国分割出去……陷我们于极其不利的战略位置。此前的,虽然依靠苏联实际已经独立,但这种独立一直缺乏法律效力。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美、英为了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减少自己的损失,不惜出卖中国利益,在没有中方代表参加的情况下,擅自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古维持现状。 国民政府根本没有想到,问题会成为一个难点。历史学家梁敬錞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与其内幕》中说,外交部长宋子文1945年7月初赴苏谈判之前,大家都还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古,当时众意所集,多谓谈判难关,将在租界与优越利益两点,问题拟不置议。所以,当斯大林首先提出问题时,宋子文很难作决断,只得草拟了三种意见请示蒋中正:一、准苏联在同盟期内驻兵;二、予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三、授权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不得脱离宗主国。 梁敬錞说,宋子文久候训令不至,所以先请身在苏联的蒋经国去拜谒斯大林,作会外接洽。在斯大林与蒋经国的谈话中,虽然斯大林承认中国实有不能割弃的理由,但他仍霸道地说,中国无力驱逐日本,既要苏联帮忙,就应接受苏联的要求。 蒋经国无功而返,宋子文觉得事情不能再拖,所以就以自己提出的高度自治的办法,与斯大林进行会谈。这是第三次会谈,共讨论了四十五分钟。宋子文指出,在原协定中,只有维持古现状的文字,这并不表示要承认外立。斯大林对此有另一种解释:今日,已经是人民共和国,所以它的现状,即是独立。双方辩论非常激烈,谈判双方曾有这样的对话: 宋:问题,我们已有现实的建议。 斯:这个建议并不现实。 宋:从我们政府来看,则属现实。 斯:但是我们不能同意。 宋:可这就是我接到的训令。 斯:那么我们就到此结束。 宋:阁下不能了解我们的立场,非常遗憾…… 斯:阁下不能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也觉得非常遗憾,让我们到此为止。 显然,斯大林对志在必得。蒋中正在召集高级幕僚商讨后,给宋子文发出了如下训令:一、外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善,始能考虑;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国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中国政府愿意自动提出外立议案,经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 按照蒋中正给的说法,抗战胜利后,问题就一定得有个了断了。顺带提一句,为了怕承担的罪名,宋子文在与苏联谈判后辞掉了外交部长的职务,所以1945年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是继任外长王士杰教授。由于美国在日本扔了两颗,苏联怕日本迅速投降,没油水可捞,8月9日开始对日展开攻势。仅仅两个星期,苏联红军差不多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在苏军出兵那一天,蒋中正给斯大林发去慰问电报:贵国对日本宣战,使全体中国人民奋起……贵国的英勇部队在阁下的领导之下,清除暴虐纳粹势力,攻下柏林,带给欧洲和平。这一次贵国趁战胜余威,基于促进世界全面和平的观点,对世界的侵略者宣战……本人相信由于贵国压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会迅速崩溃。 当然,电文的内容,只不过是外交辞令,在蒋中正的内心里,从《雅尔塔密约》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让他对未来感到不安。中国的存亡,同胞的祸福,乃至东方民族的盛衰强弱,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不得不满怀戒惧!这是蒋中正9日夜晚所写的日记。 4、到参观投票 抗战胜利近在咫尺之时,古问题也该有个结果了。在苏联政府的一再敦促下,为履行《中苏友好条约》的诺言,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奉命赴古,参观全民公决。为什么要用参观一词,雷法章于1981年3月,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奉派赴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一文中,有如下解释: 法章为政府派往参观公民投票之代表。而非监督投票之代表。监督者,有指挥纠正投票工作之权,并有判定其是否合法之责。而参观者,仅有观察其实际情况,详实报告政府之使命。……法章之任务,属于后者,且奉派之后,迭次晋见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奉谕……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 投票结果显示,在49万合格投票人中,百分之九十八赞成独立。其实,如此高的支持率在雷法章看来,只不过是一场滑稽剧而已。 雷法章说,投票是公开的记名签字方式,投票者要当着事务人员的面签字,没几人敢公然签在反对栏中;人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文盲,他们之中纵然有意志坚定者,要在反对栏中捺指印,但根本不认识哪里是反对栏,只有听从事务人员的指示,而事务人员绝对不会尊重他们的意见;人民本可以采取消极抵抗的办法,拒绝前往投票,但是无奈投票人的姓名早已写在投票簿上,并且编了号,如果有人不来投票,直接由事务人员代劳,轻而易举,无从稽考。 雷法章沮丧地回到重庆,向蒋中正递呈了古全民公决的情况记录。蒋中正虽有不满,但毫无办法。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公告,外立。同年,蒋中正在美国支持下,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否认外立。因此,直到今天,在地理教科书上,仍在中华的版图之内。对于的实际丢失,蒋中正一直不能释怀,7年后,他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有这样一段心迹表白: 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定条约和附件……我主张放弃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关于古问题,很早就开始关注了,他曾经两次向苏联提出。 5、第一次提出回归 1949年1到2月间,米高扬在中国访问,曾就古问题,与他进行过一番对谈,通过他向苏联要求。这次谈话,米高扬在报告中是这样记载的: 关于蒙古。主动问我们如何对待和内蒙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说,他认为和内蒙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享有独立,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政府承认了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它早就领略了独立的滋味,任何时候都未必会自愿放弃独立。如果什么时候它和内蒙合并,那一定是成立统一的独立的蒙古。出席会谈的任弼时这时也插了话,他说内蒙有300万人,而才100万。鉴于我的这一信息,斯大林给我发了电报,让我转告,电报指出: 主张按独立统一的蒙古国的原则将中国所有蒙族地区同合并。苏联政府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因为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去许多地区,尽管这一计划没有威胁到苏联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是所有蒙族地区都统一成一个自治地区,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立而在中国版图内实行自治。自然,这事的决定权属于自己。 正如所有人所了解的那样,的这一想法自然没能实现。 6、承认外立 新中国刚一成立,在1949年年底第一次出国访问,去拜见斯大林。见面后,斯大林曾问:您这次访苏有些什么打算?想办点什么事情?回答:我想搞点什么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苏联人听了,感到莫明其妙。 后来还是王稼样逐渐摸清了的意图,打破了僵局。苏联过去同国民政府订立了一个友好条约,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苏联应该废止那个条约,同新政府签订—个新的更进一步的同盟条约。 王稼祥对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作了暗示,透露了的想法。很快,情况汇报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表示很高兴,他提议说:同志,最好由我们两个来联名签署这一新的中苏同盟条约。拒绝说:斯大林同志,订立条约是政府间的事,应该让我国总理周恩来同志来办。 周恩来匆匆飞来莫斯科,发现苏联人给自己抛出一个难题,那就是问题。苏联人担心中国政府不承认外立,因此特意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视为签订中苏条约的前提。对此,万分愤怒,但依然无法改变事实。 7、第二次提出回归 在问题上,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心结。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夺权,1954年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祝活动。为了表示友好,赫鲁晓夫解决了两国之间此前遗留的许多问题,对此非常满意。趁着这股热乎劲儿,又想到了问题,他对周恩来说: 我看这次新的苏联很有诚意。我为他们这次能这么干脆地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而感到满意。真是应该值得庆贺的事。但是,现在唯一遗憾的是……古问题。 周恩来意识到,要他在下一轮中苏会谈中向赫鲁晓夫重提问题,他估计难度颇大。主席,这个问题恐怕…… 我知道这是个更棘手的问题。苏联十有是不会答应的。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即便抱着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这最后的一次努力。 可见,在当年特有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外立竟是被万众欢呼的高兴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