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国

张振国,字正之,湖北仙桃人,1905年9月出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今仙桃市)。其父张尊汉从保定军校毕业,曾为武昌首义猛将。张振国十多岁时跟随堂兄到武汉求学,1921年肄业于武昌中华大学预科。他感愤于军阀割据混战,同情民不聊生,立志报国,毅然决定投笔从戎。1925年,张振国相约在武昌求学的同窗好友、罗瑞卿、张炎甫、杨造时、杨宝珏等14人,投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一同南下当时的中心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读书受训。张振国在黄埔军校期间,成绩优秀,思想独特,经学生总队长、军校总教官严重介绍,与教官陈诚相识。陈张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并由此成为莫逆之交。北伐战争时,两人机智勇敢,屡立军功,职务擢升很快。张振国在国民军21军和18军从排长、连长、营长迁升为团长。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进攻华中地区,锋芒直指重镇武汉。国民政府调陈诚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等多项军政要职。他深感责任重大,急需大量栋梁之材,于是请求蒋介石调张振国到武汉辅佐他筹划抗日策略。陈诚十分欣赏张振国的才干,任命张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机要室主任,主管第九战区的军事情报工作,重点培训特工,侦探日军各方面秘密军事行动计划,为中队高层提供应对日军的方略。这一时期军事情报工作有声有色,在武汉保卫战中,对打击日军有生力量,作出了特殊贡献。

建立地下网络

武汉大会战后,军队退守大西南,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武汉及整个华中地区。日军扶持汪精卫伪政府维持武汉政局。张振国受陈诚密令,没有随司令部撤走。他带领一部分军事情报骨干分子潜伏下来,利用多年生活在武汉,对三镇街巷地形人情非常熟悉的优势,秘密发展情报人员,建立抗日地下联络网。张振国凭借着自身的学识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常常以商人、学者、华侨等各种身份,接近日伪军政要员,深入敌人高层内部,刺探秘密军事情报,用地下电台和其他途径传送到陈诚战区司令部。经过两年的苦心经营,张振国在武汉组织的地下情报网颇具规模,他本人也在日伪军政人物间穿行自如。1940年秋,张振国多次公开参加汪伪湖北绥靖公署主任叶蓬主持的大型集会。叶蓬是他中学时的国文老师,投日前担任武汉警备司令、二十九师中将师长等职。张振国还以特殊身份参加了伪汉口市市长杨揆一、石星川等许多日伪头目的各种聚会和活动,窃获过不少重要敌情。但日军始终不知道张振国的真实身份,只是对这位骨子里像军人的湖北佬有所怀疑。在驻汉日军的压力之下,叶蓬对张振国的行为有所限制,如不准他到绥靖公署的重要机关探取情报,也禁止他到伪军各师、旅搞策反活动等等。其实,叶蓬对张振国的真实身份心知肚明,只是不能公开挑明,为的是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并且还暗中给张振国提供了一些帮助。

炸毁日军油库

张振国在武汉的地下情报工作在国民政府抵抗日军的策略方面发挥过不小的作用。如张振国通过侵华日军内部获取的日军将向东南亚用兵南侵的机密战略情报和日军总部计划第三次进攻长沙的时间、兵力部署等绝密情报,均及时用电台报告给陈诚,并请陈诚速报重庆国民政府,以快速作出对应策略、抢占战机,为长沙会战立下殊勋。惨败后的日军第十一军团司令官河南维几中将哀叹说:“长沙会战,注定我军的失败,因为中队太了解我们的底细了。”除了收集情报之外,张振国在武汉潜伏期间还不断组织布置地下情报人员频繁破坏日伪设施,袭击暗杀日军官兵。1940年底引起日军恐慌的武昌日军军用油库爆炸火灾事件,破坏性很大。几吨汽油柴油燃烧后,烈焰冲天,浓烟滚滚,守卫油库的日军士兵死伤不少,驻汉日军司令部出动大批部队包围油库周边几平方公里,进行搜捕,警笛声声,犬吠马嘶,搅得整个武昌几天不宁。这次纵火爆炸令武汉人民大为振奋,奔走相告。张振国还亲自带领特工人员,化装成平民百姓,击毙日军少佐军官和作威士兵。

张振国的长女张俐玲女士在《血泪未干忆慈训》文中描述道:“父亲有时扮作乡下老汉,与女儿相遇时也佯作不识。常头戴假发,混入草台戏班,隐身于‘贩夫走卒、引车卖桨’者之中,出生入死与敌周旋,多次暗中锄除替日本人卖力的汉奸。”闹得武汉三镇的日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多次动用军警搜捕张振国,并且满城张贴通缉告示,重金悬赏,但结果总是抓不到,日寇首脑大为光火,紧急调集和培训了大批男女特务,安插在三镇的每一个角落,试图以毒攻毒,除掉张振国。

遇险死里逃生

要在日伪特务统治下的武汉长期生存下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像张振国这样有组织有规模有影响的反日特工。张振国嗜好京剧,常到汉口民众乐园等剧院去听戏。有一天,他化装成一富绅到汉口一家剧院欣赏余派著名老生李少春的京戏,被日伪坐探盯上了。他由于专注听戏,竟然没有丝毫察觉。当两卡车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团团包围剧院并冲进剧院大门时,他已经来不及撤退了。敌人抓住张振国后,如获至宝,认为捉住了一条大鱼,准备通过这个中国国民政府军潜伏在敌人心脏里的地下情报大头目,找寻更多的秘密,抓获更多的地下情报特工人员。日军先是厚禄利诱,软磨诡劝,可张振国根本不吃这一套,敌人又对他进行审讯拷打,酷刑逼问,张振国大义凛然,坚不吐实。杨揆一等汉奸唯恐惹祸上身,拒绝出面说情,甚至想借日本人之力杀掉这个闹得江城不得安宁的中国人。与此同时,张振国的部下为了营救工作,采取了多种方法、多种途径探听张振国的情况,精心策划了几种营救方案。后来,日军拿张振国没办法,便准备将其秘密解押送往南京日本侵华司令总部。张振国的属下情报特工立即分多处埋伏在武汉到南京的途中,组织了一次冒险而激烈的拦截伏击战,与押解张振国的日本宪兵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枪战。参加这次抢夺张振国的行动中,死伤了几十名情报人员,很有才干的少校女情报人员艾萍即在战斗中战死。最后,情报特工经过浴血奋战,不顾生死,终于救出了已是遍体鳞伤的张振国。此事件震惊侵华日军高层,轰动整个江城。

临危智斗日寇

做特务工作时刻伴随着危险,特别是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统治时期。张振国这个被称为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胆大心细,机智沉着,几次直面日军的盘查追问,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面不改色,冷静应对,斗智斗勇。有一次,张振国率领少数亲信随员准备沿荆州沙市宜昌一线到恩施战区司令部向陈诚汇报工作,途经他的家乡沔阳县仙桃镇,恰逢由宜昌撤退过来的日军第十三师团进驻仙桃,将方圆几里围了个水泄不通。张振国进退两难。紧要关头他想到了时任沔阳伪县长兼维持会长的萧栋臣。早年,萧栋臣留学日本横滨读书时,得到过张振国父亲在经济上的接济,萧对张家一直怀有感恩之意。但是,当张振国一行来到伪县政府并自报家门时,萧栋臣顿时吓得脸色大变,诚惶诚恐。因为他知道张振国的真实身份。张振国胸有成竹,以攻为守,直言道:“萧老伯,您将我送给日军,既可升官,又可发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萧栋臣一身冷汗,慌忙说:“哪里哪里,我岂能做负义忘恩之事,做对不起你父亲的事呢?”

张振国乘势说:“那就请您马上给我开一张路条,我迅速离开仙桃。”正说话时,日军十三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在众多荷枪实弹的军官的护拥下突然闯了进来,萧栋臣一时不知所措,语无伦次,当他看到张振国神态自若、镇定自如时,才稍改面色,将张振国以堂侄儿的身份向内山英太郎作了介绍。内山英太郎见身着商人衣服、相貌英俊的张振国一声不响站立在一旁,居然脱下手套主动与张振国握手,还十分客气地鞠了一躬。双方客套一番,互相礼让着进入客厅,分宾主坐下晤谈。结果,张振国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对商业经济经营之道的熟谙,大谈汉江水运对湖北中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利用水上航运如何将本地的粮棉输出,将湖南陶瓷器运进可以大大发财等商业谋略,说得内山英太郎瞪着双眼,直伸大拇指称赞。张振国还不失调侃日本人的机遇,问内山有没有兴趣入股经商赚钱,弄得这个日军头子好不尴尬。

巧破蒋家迷案

蒋经国除了俄罗斯夫人蒋方良女士外,还有一红颜知己、地下情人名叫章亚若。蒋经国和章亚若生有两个双胞胎儿子,就是成长在的蒋孝严和蒋孝慈。抗战时期,章亚若女士在她秘密隐居的桂林一别墅内被人毒杀,丢下了蒋孝严和蒋孝慈而死亡。而当时广西军政府对章亚若女士的背景底细并不清楚。案发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非常焦急,密商陈诚,决定迅速秘密破案,追查真凶。陈诚当即命令张振国这位情报高手带领助手搭乘自己的专机飞往广西桂林,负责侦破这起重要谋杀案。当时,广东广西归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管辖,而张发奎与在湘鄂指挥前线战事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都奉命受兼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节制,可见,陈诚的地位和权势是相当显赫。也正因如此,张振国才能随心所欲地以第六战区情报处长和三个战区情报总负责人的身份在张发奎的地盘上查办此案。经过缜密侦察,张振国终于揪出一个名叫黄中关的重大作案嫌疑人。此人以赣南行政专署专员秘书的身份作掩护,实际上是军统头子戴笠手下的一名重要特工人员。戴笠主持的军统专横霸道,残害忠良,多次造成对日情报工作的损失,张振国对军统的作为十分不满,曾几次公开指责戴笠。但由于张振国有陈诚这座坚强的靠山,戴笠对张振国的作为也奈何不得。这一次,张振国将黄中关拘捕后,毫不客气,追根到底,反复逼供。

最初,黄中关自恃后台硬,藐视张振国,拒不招供。但山外有山,强中自有强中手,碰到像张振国这样一位“特工之父”,就像落在如来佛的手掌里一样,无论如何也是逃不掉的。黄中关被张振国日夜折腾,欲死不能,不得不供出。这一张振国只上报给了陈诚一个人。在国民政府内部公布的只是说黄为了保护“太子”蒋经国的发展前途和蒋家的声誉,妄作主张,用毒针害死了章亚若。蒋家外室谋杀案的侦破,海内外曾经轰动一时,高级将领们对揭开这件重大案情秘密的张振国更是刮目相看。

情报特工之父

从1938年到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敌强我弱,中队节节败退,其中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军事情报系统不够完善。陈诚吸取深刻教训,建立起了自己掌握的情报系统。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张振国具有十分显赫的位置。张振国担任战区机要室主任后,拟定出周密而具体的训练计划,培训大批军事情报干部,重点传授各种搜集、密写、破译、射击、隐身、传递军事情报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他先后在武昌卓刀泉成立了“干训班”,自己兼任主任,精心挑选100多名青年军官进行严格训练。在汉口日租界内设立秘密训练班,培训在社会上有正常职业的特工。1939年,张振国又在湖南岳阳、祁阳等地开办了“干训班”,培训出500多名特工人员,分批遣入敌后,专门负责搜集日寇情报,在抗战中发挥出重要作用。陈诚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后,还负责指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部队。张振国也随之担任三个战区军事情报的总司令。在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建立起了许多严密的情报网和秘密通讯站,培训出大量的专业情报人才。如在云南昆明、大理、保山等地的特训班、干训班和外语培训班,都是从各军事学校、大专院校以及华侨青年中精选出来的爱国青年。这些数以千计的青年施以严格训练培养后,奔赴各地。张振国还吸收遭受日本侵略的东南亚国家的青年接受训练。这些人后来成为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斗争的骨干力量和领袖人物。如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国防部长武元甲、泰国武装司令乃沙立等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受过张振国的培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振国受盟国远征军调遣,负责指挥东南亚各国的军事情报工作和地方游击武装行动。在印缅战役中,由于情报工作出色,盟远征军重创日军,被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称赞为“厥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