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的中国史研究方法

变革中伟人的声音——读梁启超《中国史研究方法》15110230 雷小凡 历史师范大学11班2班 梁启超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学术大师。 他是现代新史学的奠基人。 这是一个学术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中西文化开始交流和碰撞的时代。 新的历史学在这个时代出现,每个学科的建立都需要建立其方法论体系。 梁启超1926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和《中国历史法研究》一书,虽然只有21万多字,但内容涵盖面很广。 共有6章。 第一章论述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 第二章对中国旧史学进行回顾与评价; 第三章谈如何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 第四、五章以史料为主。 学习; 第六章阐述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 《中国史学研究方法补》在“总论”部分论述了编史的目的、史家的四大优势,并概述了五类专史; 在“部分”部分,详细论述了各类专史的风格、特征和特点。 写作和编辑方法。 正如梁启超在序言中所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文化学术的变革也成为必然。 “这是一部新历史的著作,可以说是当今我们学术界最迫切的需求。”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序))由此产生的新历史的任务,正如梁启超在本书序言中论述的那样:“近代历史的进步有两个特点。 一是客观数据的组织; 二是主观观念的创新。

 

“本书后面的章节都是围绕这两个中心问题进行讨论的。前三章讲历史的主观概念,后三章讲史料的整理。现代史学的主观概念不能被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到的两种形式是:一是受现代工业社会影响的历史科学研究方法;二是大多数历史学者都无法逃脱民族性特征。生活在中国社会巨变、中西文化交流、冲突、摩擦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像梁启超这样具有一定政治社会背景的历史学家,有着政治生涯。有影响力的他自己在书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二十年前我写了《百日革命实录》,后来的清朝史家也记录了百日革命。” 谁不认为这是一份珍贵的史料呢? 然而,我已经不敢宣称我所写下的就是真实的历史了。 为什么? 情感的影响必然会放大原作。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第109页)。因此,梁启超对历史意义的讨论也没有逃出这个圈子。他在第一章中论述了历史的意义和范围:“谁是历史学家? 一个记录器可以查出人类社会持续活动的物理形态、其总体结果、其因果关系,可以为现代普通人的活动提供参考。 那些具体描述中国祖先为现代中国人谋福利的活动的,称为中国历史。 ”从这一点来看,梁启超的书只是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史范围内整理和探讨该民族的过去,以借鉴现在和未来。因此,没有脱离民族性不仅是它的缺点,而且中国建立新史学的必要性以及汤因比提到的解构现代史学方法的后现代史学的实现都是经过这个过程的。

中国近代史也必须经历这个过程。 然而,这个过程本身往往夹杂着时代精神和历史学家自身的主观性。 虽然这种现象自古就有,比如北宋王安石变法,但由于后世史家的主观色彩太浓,在今天仍然存在争议。 。 梁启超深知这一点。 他在书中论述道:“无论作者多么纯粹,都难免夹杂着主观感情。写历史的人都明白这个意思,处处做出一些让步,也没什么大错。” 第二章详细介绍了中国历代史学界,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梁启超在这里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这与作者国学功底深厚、资料详实、论证充分、考虑周全有关。认为“司马迁以先,无史”,并举证如下:“《汉书·艺文志》附史书,附有《六夷略春秋世家》,仅记载四百二十五篇(前迁以前,仅记录了 425 篇文章)。 一百九十章)。 而《隋书·经记》中的史籍一下子增加到了16585卷,数百年来增加了四十倍。 这一举动之后,历史的历史就被打开了。 “有效的。”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第18页)梁启超思想激烈,文学才华高。 他认可并同情司马迁。 毫不夸张地说,他为历史倾注了大量的经验和情感。 可以说,司马氏是中国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毕竟一部《史记》很可能是后世历史学家无法攀登的高峰。 说他是中国史学的鼻祖,可能有点偏激了。 首先,它否定了司马迁之前的史学家; 其次,中国历史学家记录历史的古老习惯并没有被司马氏打破; 第三,司马迁“究天人之迹,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史家的本色。 幸运的是,司马氏很好地把握了将主观色彩融入历史的开端,但后世的史学家可能有点捉襟见肘了。

矛盾在《中国神话研究》中说,“司马氏对待历史的态度,将中国神话历史化,必然会给历史带来尘埃,对吗?而且,史学的建立应该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人的事。而其作为证据随着东汉末年历史著作的增加和纸的发明,是否使书写、解释和记录事件变得更加容易?第三章:历史的转变,从思考旧历史到研究新历史历史,从古老的历史到帝王将相,从互相歌颂到近代文化史研究中寻找因果规律,并在民族历史中诠释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可以说,这就是根源正如他所说:“历史的范围应重新界定,以收缩为扩张也。” “正是历史研究的这种变化,使得文化史研究成为现代历史研究的热门领域。正如梁启超所说:“未来的历史学家应该将自己的旧领地一一划分为各个科学的专业。 发展自主权,不侵犯其权威; 一方面,它把自己视为总神经系统和总政府,所有活动都被理解和列出。 “近代人都知道,研究时讲究材料和方法。”(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第1页)梁启超的书可以说是史学方法的集大成者,特别是在历史方法的处理上。的历史资料。 梁启超的历史方法论得益于明末清初的黄立舟、顾廷。 清代林、万斯同、戴东源。 他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高度推崇颜李学派的实用主义哲学。 正是在这种思想根源和历史变迁的综合中,梁启超的新史学顺应了时代使命,总体上受到了西方现代史学特别是现代历史学和进化论的影响。 但就其最基本的史料研究而言,它仍然与传统的对话实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史料的编纂、考证、伪造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后世学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的反古思想,陈寅恪的考证等。尽管对历史的任务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但普遍认为历史的任务是使历史真实。 比如梁启超的《1898辛亥革命实录》、王开云的《湘军实录》。 历史资料的重要性,正如梁启超所说:“历史资料是历史的组织细胞,如果历史资料没有或者不准确,就没有办法还原历史。” 什么是历史数据? 他说:“什么是历史资料?过去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是什么?留下的痕迹就是那些流传至今的有证据的东西。” 内容包括以文字记载的史料和文字记载以外的史料,笔者将一一阐述。 即便如此,历史学家始终无法解决史料缺乏和真实性的问题。 因此,史料的收集和鉴定就成为历史学家非常重要的问题。 梁启超的书对于史料的收集和鉴定内容非常丰富。 例如,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在哲学史料的编排上大量运用了梁氏的历史研究方法。 第六章讲历史文物以及如何梳理史料概要。 据他所说:“历史文物很复杂,如果不梳理一下大纲,叙述得越详细、越广泛,读者就越难以理解。这应该取决于作者的想法。”头脑。清晰程度取决于文章中技术的应用。” 梁启超头脑聪明,文笔优美,这是他的长处。 读他的文章,即使是学术史的文章,也没有什么心力交瘁的感觉。

在杂乱的史料中,通过制表的方法整理出简洁的思路,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他说:“我一生读书最喜欢做表格了,我写过《中国佛教史》,我已经做了表格了。” 二十余个。”梁启超在史学中对因果规律的追求,受到西方自然科学和中国佛教的影响,应用于历史时,他希望在偶然或孤立的历史中找到事实之间的联系,正如他所说:“那这就是为什么善于历史的人不应该只关注个别事实,而应该关注事实之间的关系。 历史有无因果,是所有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历史哲学的问题。梁启超的探索不可避免地将历史置于环环相扣的链条中。通过这种关系,零散的事实被绑在一根绳子上,感觉有点像打结绳子来记录事件,最终的结果是历史研究变得固化,失去了流水的轻盈,而后现代史学无非就是试图解开这根绳子。因为他没有不喜欢现代历史的方法,后来他承认当时求因果是错误的,他自己也开始怀疑因果规律,认为至少在文化部门,不存在所谓的——称为因果法则。继续阅读